（解放日报 2025-12-20）
千年乡土孕育了当代中国的深厚底蕴，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中，土地与人民见证着时代变革，也承载着发展中的彷徨与困惑。
《大国村治：当代农民的思与盼》（以下简称《大国村治》）一书直击当代中国农村转型现场，ray雷竞技官网入口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院长赵晓峰带领团队踏遍乡野村落，倾听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真实心声，记录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多元视角与鲜活启示。
近日，记者专访了赵晓峰教授，围绕乡村治理的核心命题、实践路径与未来走向展开深入对话。
从大时代中
寻找细微的生活
读书周刊：您的团队用数年时间踏遍全国乡村做调研，是什么样的真实场景或农民心声，让您坚定地将“农民的思与盼”作为全书核心？
赵晓峰：2020年到2025年的暑假期间，我们组织团队师生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社会调查，走过的村庄里，既有脱贫后新房林立的景象，也有农民面对变化时的迷茫。大家普遍发现，乡村振兴政策与农民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一些“错位”。
这让我们深受触动——学术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策文本分析，必须走进农民的生活。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需求的动态性与多元性，而最大的共性诉求，正是复杂多元的现实需求与效能有限的乡村治理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确定，研究要聚焦农民的真实想法：他们需要什么、期待什么、怎么看待国家政策和村庄发展，既要听他们说出来的诉求，也要读懂他们没说出口的顾虑，深入其精神世界，分析大时代里的细微生活。
读书周刊：市面上乡村治理类著作不少，《大国村治》能脱颖而出，核心是找到了怎样的独特观察视角？
赵晓峰：本书最核心的突破是两个视角转向。首先是从“治理者”视角转向“农民主体”视角。过去很多研究习惯站在政策制定者、管理者的角度，讨论制度设计好不好、政策落实到不到位，但农民不是被动接受治理的“客体”。我们把镜头对准农民的日常：他们如何理解补贴政策、怎样调整种植结构、如何平衡家庭收支，这些细微实践里，藏着乡村社会的运行逻辑。我们发现，农民看似被动的选择背后，往往有主动适应甚至创造性转化的生存智慧——比如有的农户会结合市场需求调整种养模式，有的会自发组织互助小组解决生产难题，这些都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源于自身的需求。
其次是从“静态分析”转向“治理过程与情感互动分析”。我们不仅关注“治理体系怎么建”，更追踪“政策落地时发生了什么”。在宅基地调整、集体收益分配等具体事务中，农民既有“划算不划算”的理性计算，更有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期待、对村庄共同体的复杂情感依赖，还有一些不愿轻易对干部吐露的内心活动。这些情感、伦理层面的东西，看似不影响政策执行的“硬指标”，却是决定治理成效的关键。《大国村治》不想只描述“乡村被治理得怎么样”，更想揭示“农民如何体验和参与治理”，从而在宏大的乡村振兴叙事与微观的农民生活实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读书周刊：现在很多村庄面临“人走村空”的流动现状，村民自治容易陷入“没人参与、流于形式”的困境。书中有没有鲜活案例能说明，村民自治如何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赵晓峰：《大国村治》用多个章节探讨了村民自治的现实困境与创新探索，始终立足于农民的真实体验和村庄的差异化实践。比如乡规民约的形式主义问题很普遍——许多村庄的乡规民约由乡镇统一模板印发，内容都是“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这类空泛表述，张贴在公告栏却无人问津，农民直言“写得再好，也不是我们自己商量出来的，跟我们没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有些村庄的做法很有启发：通过村民议事会逐条讨论修订，结合本地风俗加入“彩礼不超过3万元”“秸秆禁烧奖惩”等具体条款，还设立履约评议机制，让乡规民约从“墙上文字”变成“大家的约定”。
要避免自治“形式化”“空心化”，关键在于激活村庄内生力量和农民主体性：一是赋权于民，在土地流转、集体收益分配等切身利益问题上，让村民有真正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让他们觉得“这事关乎我的日子，我得说话”；二是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参与平台，用微信群、视频会议让外出务工人员远程议事，也保留院落会、田埂议事等传统形式，不让留守老人等群体被边缘化；三是培育红白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内生组织，让自治有载体、有抓手。归根结底，村民自治要让农民觉得“这事我管得了、说了算、有好处”，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
从外在“任务”
转化为内在“需求”
读书周刊：乡村旅游是很多村庄的振兴选择，但不少项目陷入“建得热闹、赚得冷清”的困境，有的甚至变成“一次性打卡地”。如何让乡村旅游真正惠及村民？
赵晓峰：乡村旅游要成功，政策和资本是“外力”，真正能让项目扎根的“内力”，是一个能整合资源、凝聚人心的“枢纽”——也就是有能力、有公心的村干部队伍。我们见过不少失败案例：外来资本投资建民宿、修景点，村民只拿固定租金或打工钱，村庄发展与村民长远收益脱节，村民成了旁观者，没有积极性维护环境、参与服务，项目自然缺乏活力。
而成功的村庄，带头人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不仅懂政策、能争取资源，更懂村民心思、能化解矛盾。他们不是简单的“中间人”，而是和村民利益绑定的“合伙人”。比如有个村的支书，引进旅游项目时明确要求：村集体占一定股份，村民可以用宅基地、农田经营权入股，收益按比例分红；优先聘用本村村民务工，还组织村民培训民宿服务、农产品销售技能。这样一来，村民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会主动维护村庄环境、讲好本村故事，项目也能持续发展。
读书周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及“村晚”，这种农民自编自演的文化活动，为何能成为凝聚乡村的“黏合剂”？
赵晓峰：“村晚”能火，核心是抓住了乡村治理的“温度”。它不是专业团队的演出，而是“群众演、群众看、群众评”——张大爷唱段地方戏，李大妈跳支广场舞，年轻人编个反映村里新变化的小品，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在青壮年大量外出、乡村邻里关系疏远的背景下，“村晚”让村民从“各过各的”变成“一起忙活”，排练时的互相帮忙、演出时的互相喝彩，自然而然凝聚了感情，激活了村庄的公共性。
“村晚”背后的文化治理逻辑，对基层治理很有启发。基层治理既需要制度的“精度”，也需要文化的“温度”，而“村晚”正好搭建了平衡的平台：它用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比如借着排练间隙宣传医保政策，在节目里传递孝老爱亲、环境整治的理念，比生硬说教效果好得多。同时，它也是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衔接点——政府通过支持“村晚”，传递惠农政策、普及法律知识，农民通过“村晚”表达诉求、凝聚共识，形成了良性互动。
读书周刊：很多人担心乡村文化会随着人口流动而“断层”，您在调研中是否也发现了这样的困境？
赵晓峰：乡村文化确实面临“断层”风险，但不是乡土文化本身消失了，而是传播和传承出了问题。很多村庄里，老手艺、老戏曲、老故事还在，但宣传工作滞后，这些文化气息无法有效“社会化”，反而被网络上的热点、对立内容所“遮蔽”，年轻人接触不到、不感兴趣，才导致“断层”。
“村晚”的成功说明，乡土文化传承需要融入“现代化”要素。一方面，要用数字化手段“存档+活化”：通过VR、AR技术重现乡村古建筑、传统节庆场景，用短视频记录老手艺制作过程，让乡土文化突破地域限制，年轻人在网上就能看到、了解到；同时要转变叙事方式，不能只是枯燥地讲解历史，而是把老手艺背后的匠人故事、老习俗里的生活智慧，转化为有情感温度的内容，让年轻人愿意看、看得懂。
另一方面，要打造贴近现代审美的文化产品：比如手工艺人推出融入时尚元素的文创产品，乡村美食博主做慢直播分享传统饮食文化，这些产品既有乡土味，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能吸引年轻人主动关注。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个体的文化自觉——当年轻人知道自己家乡的手艺是独一无二的、自己村里的故事是值得骄傲的，从情感和价值观上认同乡土文化，传承从外在“任务”转化为内在“需求”，乡村文化才能在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焕发新活力。
从“物质需求”
到“人的主体性”
读书周刊：现在越来越多80后、90后返乡青年和女性走进村“两委”，这种“干部年轻化”“女性力量崛起”的趋势，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的变化？
赵晓峰：年轻干部带来的变化立竿见影。面对数字化政务、产业项目申报、人居环境整治这些新任务，他们比老村干部更得心应手——会用电子表格管理脱贫户信息，能通过网络对接市场资源，熟悉政务平台操作，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决策逻辑上也不一样，他们更注重政策依据、数据支撑和程序合规，比如分配帮扶资源时，会对照政策标准和农户实际情况精准匹配，减少了过去“凭印象”“看关系”等问题。
但年轻干部也有短板：很多人虽然生在农村，但长期在外读书、工作，对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不够熟悉，容易陷入“技术理性”的误区——比如过分看重报表数据，却忽视了村民的情感需求；严格按程序办事，却不懂如何调解邻里间的“人情纠纷”。还有些地方对干部年龄搞“一刀切”，让一些经验丰富、善于化解矛盾的老村干部被迫退出，导致地方性治理经验断层，应对复杂问题的韧性减弱。
女性干部的崛起则带来了很多惊喜。她们普遍更细致、有耐心、共情力强，擅长做群众工作。比如有的女性村支书牵头组建“巾帼互助队”，定期探访空巢老人、辅导留守儿童作业、调解家庭矛盾，把服务送到“最后一米”；在推动环境整治时，她们不搞强制命令，而是先自己带头打扫自家院落，再组织邻里互评，用示范和激励的方式带动大家参与，效果比硬要求更持久。当然，女性干部也面临一些实际困难，需要给予更多支持和保障。
所以《大国村治》主张，优化村级班子不能简单“唯年龄”“唯性别”，关键是结构合理、能力匹配、群众认可。可以通过“传帮带”让老干部带年轻干部熟悉村情民意，也可以为女性干部提供能力培训和议事平台，让不同特质的干部优势互补，才能打造出有战斗力的治理队伍。
读书周刊：您曾提到乡村“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的隐性需求常常被忽视，您在调研中有没有捕捉到这些群体不为人知的困境？
赵晓峰：这正是我们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被忽视的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后，很多村庄里留下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他们的需求远不止“吃饱穿暖”，更多是情感和尊严层面的诉求，但这些往往被现有公共服务体系忽略。
我们在调研中听到很多令人心酸的故事：有位独居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不愁吃穿，但夜里不适时没人回应，生病卧床时没人端水送药，最大的愿望就是“身边有人说说话”；有位留守妇女，既要种地又要照顾孩子，最担心的是孩子被贴上“没爸没妈管”的标签，害怕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产生心理问题；还有些留守儿童，表面上乖巧懂事，实则内心敏感自卑，存在学业焦虑、社交障碍，甚至轻度抑郁，但乡村里几乎没有专业的心理服务，这些问题只能被“忍过去”。
现有公共服务体系确实存在短板：虽然建了儿童之家、幸福院、妇女活动室，但很多只是“挂牌工程”，平时大门紧锁，只有检查时才热闹一下，缺乏持续运营的资金和专业人员。真正能满足需求的，往往是村民自发组织的“微互助”——几位热心妇女轮流照看放学后的孩子，几位老人结对互相送饭，这些草根行动虽然不起眼，却最贴近实际需求，充满人情味。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该从“满足物质需求”转向“关注人的尊严与主体性”。政策设计不能再是“施舍式帮扶”，而要变成“赋能式支持”，比如：支持发展互助养老，让老人互相照顾、抱团取暖；鼓励成立亲子共学小组，让留守妇女一起辅导孩子学习、交流育儿经验；为乡村配备兼职心理辅导员，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只有让这些留守群体真正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成为受益者也成为参与者，乡村治理才算落到了实处。
从乡愁守望
看到未来图景
读书周刊：“半工半耕、城乡两栖”已经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生存常态，您认为未来乡村会呈现怎样的变化？会不会出现“村庄消失”的局面？
赵晓峰：通过大量农户访谈我们发现，“青壮年进城务工、老人妇女留守务农”的模式，确实深刻改变了乡村的“人—地—钱”关系：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却依然是农民的“定心丸”，承担着保底保障和情感寄托功能；收入主要来自城市工资，但村庄依然是家庭的根。这种模式下，未来乡村不会是“一刀切”的图景，而是分化与重组并存。
社会结构上，变化也很明显：传统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阶层差异基本消失，但新的分层正在形成——因为务工能力、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不同，农户之间在收入、生活方式、子女发展机会上的差距在拉大。更重要的是，治理主体越来越多元，除了村干部，返乡创业者、新乡贤、驻村工作队、社会组织等都在参与村庄事务，形成了“多方共治”的格局。
所以未来不会是“村庄全部消失”的局面，而是多类型、多功能的乡村并存。乡村振兴的关键，就是要根据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精准施策：让有产业基础的村庄做强特色产业，让偏远村庄完善公共服务、守护生态环境，让空心村实现“柔性退出”。无论哪种类型的村庄，都能让农民感受到归属感和幸福感，让留村的人有奔头，让进城的人有乡愁。
读书周刊：人口持续向城镇流动，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情怀正在被改写。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如何守护好乡村的文化根脉？
赵晓峰：通过大量入户访谈，我们发现乡土情怀确实在发生深刻转变。过去，乡土情怀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终身绑定，是对土地、宗族和村庄共同体的深度嵌入；现在，对多数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而言，乡土更多是一种情感牵挂、身份标识和风险兜底机制。年轻一代可能不会再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守着土地，但他们依然重视祖坟祭祀、关心宅基地权属、愿意为家乡修路修祠捐资，乡土文化没有消失，而是从“日常陪伴”变成了“关键时刻的情感寄托”。
走村入户时，农民很少会主动说“文化”这个词，但他们的话里都藏着对文化根脉的牵挂。有村民说“清明不回老家上坟，心里就不踏实”，这是对祖先的敬畏；有人抱怨“现在办红白事太攀比，没了以前的人情味”，这是对传统伦理的怀念；还有人感慨“村里连个聚人的地方都没有，年轻人回来待两天就走”，这是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期盼。这些朴素的表达，正是乡土文化纽带松动的直接感受。
守护文化根脉，不能靠专家设计、干部推动，必须回到农民的真实生活中找办法，关键有三点：一是把文化传承融入村民自治，让村民自己定规矩、传美德。比如有的村庄通过村民议事会商议婚丧嫁娶的标准，把“厚养薄葬”“反对天价彩礼”写进乡规民约，不是干部下命令，而是大家共同的约定，这样的文化传承才有人遵守、有生命力。二是重建村庄的公共性，让人情回归互助本质。过去农村办红白事，左邻右舍主动帮忙不图回报，现在却越来越货币化，连抬棺都要算工钱，这背后是公共生活的萎缩。可以通过组织互助养老、节日团聚、集体祭祖等活动，让“帮一把、搭个手”的传统回归，当人情不再是负担，而是可预期的支持网络，文化才有温情和韧性。三是保障流动人口与村庄的“文化联结”不中断。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不是不想关心家乡，而是渐渐“插不上话、使不上劲”，村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留守人员决定，久而久之就觉得“村里的事与我无关”。可以通过微信群公示村务、春节返乡时开“集中议事会”、让外出人员远程参与决策等方式，让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村庄的一分子。当农民无论走多远，都能感受到“村里有我的一份地、一个名、一句话”，村庄就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读书周刊：《大国村治》出版后获得了很多关注，读者的反馈中，有没有哪些声音让您对书中的观点有了新的思考？
赵晓峰：这本书出版后，收到了很多来自基层的反馈，有基层干部、返乡青年，也有普通村民，这些真实的声音让我们深受触动，也促使我们反思和补充研究。比如有读者留言说“字里行间浸透着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怀”，这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研究立场；还有河南、山东等地的读者坦言“书中写出了我们天天面对却无力改变的困境”，这让我们意识到，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描述问题，更要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其中最集中的反馈，是多位读者不约而同提到“彩礼真的是个大问题”。他们反映，现在农村的高额彩礼、人情往来负担，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压力，有的家庭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背上外债，甚至引发家庭矛盾。这让我们重新审视书中的相关分析——我们之前确实记录了农民“不想办却不得不办”的无奈，但读者反馈提醒我们，高额彩礼不只是简单的“人情异化”，背后还涉及性别结构失衡、城乡资源落差、婚姻市场扭曲等深层结构性问题，仅靠村级层面的乡规民约或红白理事会，根本无力应对这种系统性压力。
所以，我们团队已经将“文明乡风建设”作为未来2—3年的核心研究方向，正在全国部分县区开展专项调研，重点考察婚嫁成本、人情异化与村庄治理能力、集体产权制度、妇女发展政策之间的关联机制。我们希望通过深入调研，不仅能把问题分析透彻，更能探索出可操作、可持续的制度路径，比如如何通过发展乡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减轻家庭负担、如何通过政策引导重塑婚恋观念，让文明乡风建设真正落地见效，而不是停留在道德倡导层面。学术研究就是这样，要在回应现实需求中不断调整方向，才能真正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